謹慎的擬人化、獸人與瑞克·巴斯的動物敘事(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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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慎的擬人化、獸人與瑞克·巴斯的動物敘事》
謹慎的擬人化、獸人與瑞克·巴斯的動物敘事封面.png
作者牛新權、江晨暉、劉慶振
出版地中國大陸
語言簡體中文
題材謹慎的擬人化; 獸人; 動物敘事; 瑞克·巴斯
類型文獻
出版者《英語研究》
出版日期=2019年
頁數2019年第2期 30-39頁 共10頁
ISSNN准/渝07-273

文獻下載[編輯]

書籍.png《謹慎的擬人化、獸人與瑞克·巴斯的動物敘事》.pdf

摘要[編輯]

用擬人化的方法來講述動物故事有一個明顯的悖論: 本意表達動物主體的故事往往落入人類中心主義的陷阱。為此,思辨哲學家史蒂芬·夏維若( Steven Shaviro) 提出了「謹慎的擬人化」概念,其核心是在不消除人類的前提下,謹慎地給世間萬物賦予「情感」,這樣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人和萬物在本體上的差異,實現「去人類中心」的效果。「謹慎的擬人化」正是美國著名自然作家瑞克·巴斯( Rick Bass) 創作的動物敘事的故事邏輯。在他的動物敘事中,人類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動物,而動物被謹慎地賦予了人類情感,這樣,人和動物往往在某個時刻相互對望,實現了彼此的平等: 人和動物都具有各自的主體性,沒有本體級差,同屬大自然的組成部分。

關鍵詞[編輯]

謹慎的擬人化; 獸人; 動物敘事; 瑞克·巴斯

作者簡介[編輯]

唐偉勝 / 男,江西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文學博士,博導,主要從事敘事學和現當代美國文學研究。

本文系 2018 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物敘事理論建構與批評實踐研究」(18BWW003) 的階段性成果。


引言[編輯]

過去十年中,在「後人文主義」和「去人類中心主義」的整體思潮下,國外學界出 現了明顯的「物轉向」( turn to things) 或「物質轉向」( material turn) 或「新物質主義」 ( new materialism) ( Breu,2014) 。這一轉向不僅挑戰了文藝復興以來的現代性進程 所確立的「人類中心」,也被廣泛視為是對以「語言學轉向」和「文化轉向」為代表的後 結構主義的超越。「語言學轉向」和「文化轉向」共享一個理論預設,即客體不可認知 ( 或者根本不存在) ,客體是語言和文化的建構。


這種「建構」立場雖然在某種意義上打破了本質主義偏見,卻也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對實在的客體的關注,這對客體而言 是另一種形式的暴力和操控,其結果是讓我們無視客體的存在,而單方面地突顯人類 作為認識主體的重要性。「物轉向」則試圖讓我們重新回到客體自身,去探索人類之 外的、實在的「物」。這一轉向在哲學上已經出現了多種形式: 以布魯諾·拉圖爾 ( Bruno Latour,2005) 為代表突顯「物」的主體性和能動性、以格拉漢姆·哈曼( Graham Harman,2002) 為代表突顯「物」的本體實在性、以伊麗莎白·格羅茲( Elizabeth Grosz, 1994) 為代表突顯身體的「物質性」、以比爾·布朗( Bill Brown,1996) 為代表突顯我們 「物無意識」( material unconscious) 的「物」理論,等等。雖然這些哲學家和理論家因 各自解決的問題不同而有不同的主張,但究其實質,他們均認為「物」具有獨立於人類 的生命及活性,在本體論上與人類完全平等,人類應該超越常規理性,對「物」進行 想像。


毫無疑問,認為「物」與人類在本體上的平等是這波「物轉向」的核心所在。拉圖爾 用「平本體論」( flat ontology) ,依恩·博古斯特( Ian Bogost) 用「薄本體論」( thin ontology) 這樣的概念來傳達人類和「物」之間沒有本體級差的思想。但是,到底應該怎 樣來書寫人類和「物」之間的平等呢? 正如很多評論家懷疑的那樣,只要使用人類語言, 任何形式的書寫都必定暗含人類至上的痕迹,因此從邏輯上講,為了消除人類中心, 就必須消除人類語言,甚至人類自身,這就是昆丁·梅亞蘇( Quentin Meillassoux ) 和 雷 伊·布雷西亞( Ray Brassier) 這樣的「消滅主義」( eliminativism) 代表人物的基本立場。 前者將想像的觸角伸向人類出現之前的原化石( arche-fossil) 時代,並由此提出「廣大戶 外」( The Great Outdoor) 這一著名概念( Meillassoux,2008) ; 後者則著眼未來的「無限虛無」( unbound nihil) ,想像人類消亡後「沒有我們的世界」是什麼模樣( Brassier,2007) 。 在梅亞蘇看來,「廣大戶外」的運作邏輯具有偶然性和非理性,但在「必然的偶然性」作用 下,世界的形狀呈對稱的數學模型,這等於在「廣大戶外」中完全消除了人類的能動作 用。但另外一些哲學家並不持這種人類虛無的觀點,而是試圖建立一種新型人類觀,即 「人類不再是存在的主宰,相反,人類只是諸存在之一,混雜於諸存在中,並與其他存在 發生關聯」( Bogost,2012: 16-17) 。為了實現「物」與人類的平等,史蒂芬·夏維若 ( Steven Shaviro) ( 2015: 19-44) 選擇了另外一條道路,即堅持萬物有靈論( panpsychism) , 認為靈性不是人類特有的,而是所有生命的前提,「物」的價值既是內在的,又存在於與 其他「物」的關係中。


夏維若( 2014: 61) 進一步認為,為了避開人類中心主義,某種「謹 慎的擬人化」是「必要的」: 將情感賦予石頭,恰恰可以避免認為只有人類才有情感的二 元論。同樣,簡·本妮特( Jane Bennett) ( 2010: 120) 也認為: 「值得去冒擬人化帶來的風 險……因為擬人化讓人驚訝地抵制了人類中心主義: 人和物連接起來了,『我不再高於物,也不再外於非人環境。」


不難看出,在堅持萬物有靈論的前提下,無論夏維若還是本妮特都對擬人化帶來 的問題有清醒的認識。事實上,如果轉向古今中外的虛構文學作品,我們可以找到大 量的擬人化作品,其中既有把擬人作為一種修辭手段的局部擬人化( 比如海明威在 《弗朗西斯·麥考伯的短暫幸福生活》中對受傷的獅子進行擬人化的著名段落) ,也 有把擬人作為謀篇布局的整體擬人化( 比如伊索寓言中的很多動物故事) 。


以約翰·拉希金( John Ruskin) 為代表的批評家將擬人化斥為「情感謬誤」( pathetic fallacy) ,這 固然是基於笛卡爾「只有理性人類才有情感」的基本看法( Boehrer,2010: 2) ,但我們 也必須看到,很多擬人化實際上還是一種人類情感投射,這種擬人化將「物」完全等同 於人類,因此不僅不能實現「去人類中心」,反而強化了人類中心。正如勞倫斯·布伊 爾( Lawrence Buell) 在《環境批評的未來》指出的那樣,沒有一個人可以作為環境、作 為自然、作為一個非人類動物來說話,那種以「物」的視角來取代「人」視角從而企圖 達到反人類中心意圖的寫作往往演變為一種新的人類中心主義( 布伊爾,2010: 9) 。


奧格曼( O』gorman) ( 2013: 31-43) 也不無反諷地將這種「物」視角敘述方法歸結為人類 在向物示愛( 包括性愛、友愛和柏拉圖式的精神之愛) ,體現的是人類與無窮世界溝通 的慾望。正因為如此,筆者認為夏維若的「謹慎的擬人化」概念顯得格外重要,它一方 面強調我們有必要認為「物」與人類一樣具有靈性,另一方面也提醒我們不能將「物」 和人類等同起來: 人類和「物」主體各異,但都有靈性,同屬「廣大戶外」的組成成分。 戴維·赫爾曼( David Herman) ( 2011: 175) 指出,最有價值的動物意識再現方法是他 所謂的「客觀世界探索」( umwelt exploration) ,即「儘可能地使用區分度和細節,再現 動物如何感知其周圍環境」,這裡的「客觀世界探索」與「謹慎的擬人化」可謂異曲同 工。此外,朱莉安娜·希薩瑞( Juliana Schiesari) ( 2012: 20) 的「自我反思型擬人化」 思想也與夏維若的「謹慎的擬人化」高度相似。「自我反思型擬人」既承認動物與人的相似性,又包容彼此的主體性,這種自我反思與自我批評的態度既讓人們更接近動 物真相,還能敦促人們放棄人類中心主義思想。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當代美國著名的自然作家瑞克·巴斯( Rick Bass) 的動物敘事中,我們發現「謹慎的擬人化」正是這些 敘事背後的運作邏輯,和「謹慎的擬物化」一起,巴斯最終營造出了一個人類和動物既 相互獨立,又完全平等的「去人類中心主義」的世界。


謹慎的擬人化: 超越人類情感的動物靈性[編輯]

出生於 1958 年的瑞克·巴斯無疑是當代美國最有影響力的自然作家之一,阿 蘭·威爾茲恩( Alan Weltzien) ( 2001: 6) 稱巴斯是當代自然作家的「領頭羊」。按照 筆者的統計,從 20 世紀 80 年代後期開始至今,巴斯創作的短篇小說在美國最著名的 三大短篇小說選集,即《美國年度最佳短篇小說》( The Best American Short Stories) 、 《歐·亨利短篇小說獎》( PEN / O. Henry Collection) 、《手推車小說獎》( Pushcart Prizes for Fiction ) 中一共入選 14 次,排名第四,比肩 J. C. 歐茨( Oates) 、愛麗絲·門羅 ( Alice Munro) 、約翰·厄普代克( John Updike) 、查爾斯·巴克斯特( Charles Baxter) 等知名作家。國際上最負盛名的短篇小說理論家查爾斯·E. 梅( Charles E. May) ( 2012: 308) 在論述21 世紀美國短篇小說現狀時,花了整整一頁篇幅介紹巴斯的作品 ( 尤其是《隱者的故事》《救火員》《洞穴》) ,稱巴斯的故事具有「魔幻般」的想像力量。 巴斯在大學主修石油地質專業,從事石油勘探數年後,於 1987 年與妻子一起移居人 跡罕至的雅克峽谷( Yaak Valley) 。與前輩梭羅( 他在瓦爾登湖居住時間只有短短 2 年) 不同的是,巴斯一直居住在雅克峽谷,寫作之餘,還積極投身環境保護工作。


作為自然作家,巴斯喜歡書寫動物,如《一條魚的故事》( Fish Story) 、《雅克峽谷 的那條黃狗》( Brown Dog of the Yaak) 、《熊的故事》( The Myths of Bears) 、《九里溝狼 群》( The Nine-Mile Wolves) 、《天鵝》( Swans) 、《她的第一頭麋鹿》( Her First Elk) 等。 在這些動物敘事中,動物富有靈性,但巴斯同時又特別提醒讀者,動物具有不同於人 類的實在性,因此,人類不能把自己的情感透射到動物身上。


在《隱者的故事》( The Hermit』s Story,2000) 中,巴斯( 1999: 3,筆者的譯文,下文 只標註頁碼) 通過嵌入敘述者安( Anne) ,講述了一個人類與動物、人類與荒野的故 事。整個夏天和秋天,安都在幫格雷( Gray) 訓練六隻德國獵犬,進入冬天,這些獵犬 終於訓練有素了。安準備開車將獵犬送回格雷,並告訴他怎樣利用這些獵犬「新發現 的才能」。讀者開始期待,安與格雷見面後發生的故事。然而,巴斯此時卻停止講述, 做了如下評論: 「她就像一位雕塑家或者其他什麼藝術家……那些獵犬則像一些粗糙 的石塊,其內部形式已然存在,只是等待被鑿放出來,絢麗地進入這個世界」,但是如 果離開安,「這些獵犬的偉大就會消失在石塊中」( 3) 。很明顯,在巴斯看來,這些獵 犬的「偉大的內部形式」不是人類賦予的,而是其固有本質,但只有通過安這樣的藝術 家才能得以顯現。在小說的後半部分,巴斯暫時借用安和格雷在冰湖下通道遇見的、正在冬眠的鷸為視角,通過擬人的手法對它們進行想像: 在這嚴酷的荒野,它們沒有 選擇遷徙,而是努力找到一種新的生存方式,因為它們千百萬年的生存經驗告訴它 們,眼前的嚴酷不過是序曲,冰封在大地下的「豐盈、神奇和希望」很快就會復活。當 它們睜開眼睛,將最先見證再次怒放的綠色大地,而彼時在它們身邊經過的獵犬、人、 火把不過是「冬天的夢境」( 12-13) 。這裡,巴斯雖然使用了擬人化的敘述視角,但並 不像其他多數類似作品那樣簡單注入人類情感來呼籲熱愛和保護動物,而是強調這 些鳥兒的靈性是經過千百萬年進化、具有超越人類語言和認知的實在性。不難看出, 巴斯這裡使用的正是夏維若所謂的「謹慎的擬人化」: 肯定動物具有靈性,但否認動物 的靈性與人類等同。


《天鵝》是另一篇頗具巴斯特色的短篇小說。小說使用第一人稱敘述者「我」講 述了鄰居比利( Billy) 和艾米( Amy) 夫婦的故事,當然還包括他們屋前池塘中的天鵝。 比利和艾米在池塘邊建造了一間小木屋,在裡面放了一架鋼琴。這間鋼琴屋「四面有 窗」,只要不下雨,艾米就會打開窗戶,給天鵝們演奏音樂( Bass,2016: 202,筆者的譯 文,下文只標註頁碼) 。每當此時,池塘中的天鵝「就會列隊浮在水面,就像學校合唱 團里的孩子們一樣,認真地聽」( 203) 。在這裡,人類的音樂似乎觸動了動物的靈性, 讓天鵝具有了與人類同樣的情感( 「就像學校合唱團里的孩子們」) 。然而,在小說的 最後,當「我」和艾米用卡車運回死在森林中的比利的屍體,經過池塘時,「天鵝們看 著我們,與往常一樣安靜,在火光中顯得那麼優雅和完美……我搖下車窗,心裡想,我 們經過的時候,有些天鵝會為比利的死去叫上幾聲吧。但是,我很快就記起來,天鵝 只有在自己臨死才會叫,而且只叫一次」( 211) 。這裡,敘述者「我」首先給天鵝賦予 了人類般的靈性,讚揚天鵝的「優雅和完美」,但緊接著又表明天鵝的靈性是其獨有 的,與人類經驗無關。這種「謹慎的擬人化」手法既提升了動物的本體地位,又避免了 這個過程中的人類中心主義。事實上,巴斯明確反對在小說中使用擬人的手法,也就 是將人類特點投射到動物的敘事方式,他認為動物自有「性情、靈魂和情感」,自然也 有其內在的「系統邏輯」( Faxon,2006: 38-42) ,這些都遠非人類所能理解和控制,作家 能做的只能是努力走進這個系統邏輯去體驗( engage) ,而不是去操控( manipulate) ( Slovic,2001: 37) 。


謹慎的擬物化: 帶有動物屬性的人類[編輯]

在將動物描寫成具有靈性但又超越人類情感的同時,巴斯在其小說中又往往將 人類從文明屬性中剝離出來,帶上一定的動物屬性。喬納森·約翰森( Jonathan Johnson) ( 2001: 75) 認為巴斯的寫作繼承前輩梭羅的傳統,塑造了「在天性上自我依 靠的人物,即動物人( animal-man) 」。應該說這個判斷非常貼切,但巴斯的「動物人」 或「獸人」( furry man) 不僅表現為「天性上自我依靠」,而且也表現為對人類文明及理 性的遠離。與小心翼翼地「擬人」一樣,巴斯在將人類「擬物」的時候,也刻意突顯了人類與動物既有相似性,又有各自的主體性,借用夏維若的說法,筆者將這種「擬物」 稱為「謹慎的擬物化」( cautious metamorphosis) 。


在《隱者的故事》中,巴斯( 1999: 2,筆者的譯文,下文只標註頁碼) 把主人公之一 羅傑( Roger) 描述成為自然的化身: 「他不識字,正在察看那些空空的酒瓶。他認出了 『這』『在』『美國』這些字眼。也許他永遠都不會學識字了,也許他根本就學不 會……」和安( 小說的女主人公) 一樣,羅傑也是不折不扣的大自然的隱者,與文明世 界保持著距離。在這篇小說中,人物被描述成跟動物一樣具有超越人類理性的「物 性」。比如,安在給格雷送獵犬的路上,「她能嗅到冷杉和雲杉的味道,嗅到雪下幾英 尺深的榿木和三葉揚葉子的味道……駛過小溪河流時,能品嘗出水中游魚的滋味」 ( 3) 。只有像安這樣的隱者才能如此深諳自然,她對自然的了解完全基於直覺,而不 是理性。在茫茫大雪中,她和格雷放飛鵪鶉,然後讓獵犬去追回。這個過程中,有些 鵪鶉被凍死,「他們就在火爐上將鵪鶉煮來吃掉,將羽毛拋向空中,似乎再一次放飛, 把頭、內臟、腳給獵犬吃」( 4) 。在某些「理性的」的動物保護主義者看來,安的做法無 疑值得懷疑,然而這正是具有自然屬性的安超越人類理性的地方。正如史蒂芬·薩 伏( Stephanie Sarver) ( 1995: 110) 所論述的那樣: 「巴斯一貫認為,人類本質是自然的, 他們的意識與其居住的環境不可分割。」在嚴酷的雪野中,安的動物性得以顯現。在 另外一些小說中,他甚至直接將人類描述成動物。比如,在《岩石的生命》( The Lives of Rocks) 中,巴斯( 2007: 92,筆者的譯文,下文只標註頁碼) 透過吉爾( Jil) 的視角,將 沃克曼( Workman) 家兄妹倆看成狼或是熊一樣的動物: 「……當她看到他們從森林走 出來的時候,因為下雪看不清楚,她的第一反應是,他們是狼,甚至是熊。他們的動作 讓她覺得他們不是人類。」此外,在這篇小說中,巴斯還將人和動物並置,彷彿人就是 動物中的一員,如沃克曼一家育有「五個從兩歲到十五歲的孩子,還有一群活蹦亂跳 的家畜: 雞、奶牛、豬、山羊、馬、矮種馬和火雞」( 68) 。


《小說 100 篇: 短篇小說選集》( Fiction 100: An Anthology of Short Fiction) 第七版 收錄了巴斯的短篇小說《鹿角》( Antlers) 。這篇小說描寫了生活在山谷的一群人的故 事,每當萬聖節來臨,這群人就會聚在一起,頭戴鹿角,「一年扮一次被獵殺的動物」 ( Bass,1995: 74,筆者的譯文,下文只標註頁碼) 。除了敘述者「我」之外,小說另外兩 位主人公分別是蘇茜( Suzie) 和蘭迪( Randy) 。蘇茜是山谷里唯一的女性,她與蘭迪 之外的所有男性約會,「有一種規律性,一種節奏,完全是她自己的節奏,與我們——— 男人———的請求和慾望無關」( 74) ,蘭迪則是山谷里唯一用弓箭獵殺動物的男人, 「我知道這很殘忍,但我沒辦法控制,我必須這麼干」( 77) 。蘇茜從來不和蘭迪約會, 是因為她覺得這種獵殺方式太殘忍,但在敘述者看來,「用弓箭獵殺固然不好,但蘭迪 就是蘭迪,與那些跟蘇茜約會的男人相比沒有區別」( 74) 。不難看出,作為女性的蘇 茜和作為獵手的蘭迪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他們都最大限度地擺脫了人類理性的 規定性,如動物般按照自己的性情而活。而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也都表現出自己殘忍的一面: 蘇茜是對男人的殘忍,蘭迪則是對動物的殘忍。山谷里的人對蘇茜和蘭迪的 殘酷不以為意,從而也顯示出他們的動物性,正如小說敘述者評論的那樣,「狼會挖空 獵物的內臟; 生活就是這麼殘酷。死了就是死了,不是嗎? 痛苦哪裡都一樣」( 74) 。 有趣的是,也許因為蘇茜過於與動物認同,當她站在人類的角度指責蘭迪「殘忍」的時 候,卻沒有意識到她自己對男人( 尤其是蘭迪) 的殘忍。在小說最後一幕,在「今年的 萬聖節聚會」結束後,「我」、蘇茜和蘭迪一起走在回家的路上,趁著酒勁,蘇茜終於當 面指責蘭迪: 「你就是一個混蛋,你知道嗎? ……你太冷血了……你讓我害怕」,「我」 正要制止蘇茜,卻看見蘭迪眼中閃過「令人可怕的暴怒」( terrible fury) ,但很快「禮貌 的面具」( the polite mask) 又重新回到他臉上,三個人繼續前行,「頭上的鹿角來回擺 動,那些不知道我們不是野生動物的人,很可能就舉槍瞄準我們了」( 79-80) 。小說這 個意味深長的結尾既暗示了人類理性的存在,又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人類和動物的 界限: 蘇茜站在人類理性的角度對蘭迪進行指責; 蘭迪流露出野獸般的「暴怒」眼神後 又回歸人類的「禮貌」; 戴著鹿角在夜色中前行的三個人雖然不是野生動物,卻非常容 易成為獵人的目標。借這個結尾,巴斯也許是在表明: 人類與動物有區別,但人類和 動物的邊界也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樣分明。


相遇對望: 主體平等的人類和動物[編輯]

如果以上分析是準確的,我們就能分辨出巴斯動物敘事中的「謹慎」寫作策略: 動物可以有靈性,但並不像人類那樣開口說話,也不會按照人類理性行事; 人類可以 像動物,但依然保留著人類的特性。這樣,人類和動物都有靈性,但又各自不同,人類 既不能代替動物發聲,也不能完全變成動物。在巴斯的小說中,人類和動物相遇對望 的那些瞬間精彩地演繹了人類和動物這種相異共生的平等關係。


在巴斯發表於 2000 年的小說《洞穴》( The Cave) 中,拉塞爾( Russell) 和他女朋友 由於一個偶然的機緣,赤身裸體地進入到一個 50 米深的廢棄地下礦井。在這個洞穴 里,兩個人完成了去人性化過程( Hash,2015: 385-391) ,然後依然赤身裸體地回到現 實世界。當然,此時他們眼中的世界已經與進入洞穴前的世界大為不同了,他們彷彿 回到了人類史前時代,能看見的只有草木叢生的大山、濕漉漉的灌木叢、帶有綠葉的 樹枝、楓香樹、山毛櫸、橡樹、山核桃樹、母鹿和小鹿、不知道幾百年還是幾千年前的太 陽( Bass,2000: 159-160,筆者的譯文,下文只標註頁碼) 。這裡列舉的令人眼花繚亂 的自然之物,與他們在地上爬行、摘吃草莓的動作結合在一起,讓讀者全然忘記他們 作為人類的特殊存在: 他們完全融入自然中,與自然中的萬生萬物沒有任何等級差 異。饒有興趣的是,巴斯此時讓他們與一頭母鹿和小鹿不期而遇,兩頭鹿「一躍而起, 驚恐地看著他們好半天,沒有認出他們是人類,最後它們搖著尾巴,慢慢地走進了樹 林」( 160) 。在這裡,人類和鹿相互對望,互不打擾,然後各自前行,作者沒有讓動物屈 服於人類眼光之下,也沒有借用動物的眼光來觀照人類,這種人類和動物相遇卻不相擾的場景,彷彿將讀者帶入了人類還未出現的原真狀態。


在《岩石的生命》中,巴斯用主人公吉爾的眼光細膩地描述了她與一頭鹿的相遇 對望的過程。起初她聽到「從河對岸傳來樹枝折斷的聲音,聲音那麼近那麼有力,她 想這聲音不可能是像鹿那樣優雅和安靜的動物發出的」( Bass,2007: 104,筆者的譯 文,下文只標註頁碼) ,後來她終於看到了他的樣子: 「他站在那兒,像花園裡的雕像一 樣一動不動,唯有一雙眼睛透出生氣,似乎一直望著她。他好像已發現了躲在樹枝背 後的她,終於,他從石化般的沉思中出來,向她走來……」( 104) 「他停下,彷彿忘記身 在何處,而後似乎又陷入了沉思。挨近一些,她看到搏鬥在他臉上留下傷疤,看到他 鼻孔呼出的團團白霧,這個老傢伙過河都氣喘吁吁了」( 105) 。吉爾被他的「優美和 典雅」深深迷住,「他雖然老邁但周身充滿優雅和自信」,「小心踱步」,「向她走來」; 他「看著她的小屋」,吉爾「內心湧起一陣溫暖」,如痴如醉,以至於忘記了自己是在打 獵,直到「這頭鹿向樹林深處遊盪離去」( 104-106) 。透過巴斯的描寫,讀者讀到的是 一個與人類享有同樣尊嚴的動物生命。雖然對這個生命的歸宿和意義,巴斯隻字不 提,但這恰恰也是巴斯的敘事意圖所在: 動物自有「性情、靈魂和情感」,人類不能把自 己的認知強加給動物。人類只需明白,動物有自己的靈性,在生命這個層次上,動物 和人類完全平等。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巴斯的動物敘事是蘇珊·麥克休 ( Susan McHugh) ( 2011: 4) 定義的「主體間性小說」( intersubjective fiction) ,在這樣的 小說中,「不同物種在一起,沒有神奇或超自然的心靈相通魔力,相反,這些物種只有 正常的行為……在從沒見過的、特別惡劣的條件下一起成功地勞作和生活」。


結語[編輯]

用人類語言講述「去人類中心」故事有一個明顯的悖論,因為這樣的故事始終暗 含著人類中心的痕迹,用擬人化的手法來書寫動物故事尤其如此。歷來學界對擬人 化都存在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比如,歐曼思·歐諾( Oerlemans Onno) ( 2007: 182- 196) 指出: 「使用擬人化缺乏嚴肅性,這是孩童的做法,同時也是為孩童的做法。」在他 看來,擬人化無法觸及動物的複雜性與多樣性,將人的想像投射到動物,只會將人類 帶入幻想的深淵。與歐諾相反,約翰·西蒙斯( John Simons) ( 2002: 118-119) 則認為 擬人化容易引起人們的共鳴,讓人們切身體會到動物的經驗,促使人們認真思考人與 動物的關係,甚至影響人們對待動物的態度。思辨哲學家夏維若提出的「謹慎的擬人 化」概念可以說是這兩種極端觀點的中間道路: 它一方面贊同給世間萬物( 包括動 物) 賦予與人類相似的「情感」( feelings) ,同時又要求避免將萬物與人類等同,這樣就 最大限度地消弭了人類和萬物在本體上的差異,達成「去人類中心」的目的。「謹慎 的擬人化」正是美國著名自然作家瑞克·巴斯創作的動物敘事的故事邏輯: 在他的動 物敘事中,動物被賦予靈性,卻又超越了人類理性和文化規定性,彰顯出自身的實在 性,而人類在很大程度上也變成了有靈性的動物。這樣,人和動物在相遇對望時,都能感受對方的靈性,但並不試圖將對方臣服在自己的眼光之下,相遇而不互擾。通過 「謹慎的擬人化」敘述策略,巴斯試圖讓讀者看到具有「性情、靈魂和情感」的實在的 動物世界: 人類和動物彼此平等,沒有本體級差,同屬大自然的組成部分。

參考文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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